“养400头牛不如一条藏獒”

　　4月15日清晨，西宁川南西路的红星宠物交易地，狗贩子们正对“东方神犬”翘首而待。大约10时，一辆卡车载着6只藏獒和4个男人停在市场边的空地上。狗贩子们冲上去，对着大狗评头论足。一只一岁半、身长60厘米的黑獒把尾巴蜷成拳头状，像对待狼一样扑向人群。

　　藏獒的主人——多吉费劲——再次狠狠拉紧了链子。另外5只獒也被绑在附近，但红红的三角眼仍然盯着即将改变它们命运的人群。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牧区到西宁，多吉和大狗在山路上颠簸了两天。“这是藏獒第一次离开牧区，”多吉说，“我要紧紧跟着，否则它们一点东西都不吃。”

　　多吉和他的两个伙伴来自青海玉树自治州。“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家的藏獒，心疼。”他说。脸盘黝黑的汉子蹲下去，轻轻抚摸着黑獒的头，“为什么要卖？家里没钱，卖狗回去盖新房。”

　　早些年，狗贩子如果问藏民：“你家的獒卖不卖？”藏民会反问：“你家的孩子卖不卖？”在果洛等地，今天的藏民依然认为藏獒誓死保护牛羊和主人，是其家庭成员之一。但玉树人的观念改变了。“多数人家都养了十几条藏獒，除牧羊外，其余的拿来卖。”多吉说。

　　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进玉树寻纯种獒的杨德军说，当地人对狗的行情越来越精通。“15年前，他们也许会送你一条纯种藏獒，后来有人偷偷卖，但只卖几千块。1998年价格抬高了，一只纯獒值3万多。这两年，开价达到了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杨德军说。

　　“有的人家把牛羊都卖了，专心繁育藏獒，400头牛的价格也抵不上养一只纯獒！”多吉说。

　　利益驱动：狗贩子拼死寻獒

　　藏獒的身价因何一路飙升？

　　这是由1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獒演变而成的高原狗，是犬中惟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改变的活化石，是传说中活佛的座驾，“一犬可敌五狼”。

　　但最关键的是它的智慧和忠诚。畅销书《藏獒》多次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它们为救护主人与野兽和人斗智斗勇，直到牺牲。加上狗贩子的炒作，养獒逐渐成了有钱人的游戏，成为身份的象征。

　　在2006年3月举办的青岛獒展上，“犬业专家”给一只藏獒估出了3000万元的天价。“有些犬业专家其实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利益相关人，俗称‘狗托儿’，”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在吆喝中获利套现。”

　　据西宁藏獒协会秘书长刘随安介绍，在西宁，民间养殖藏獒的有20-30家，其中70％是狗贩子。

　　为更快找到买者，狗贩子们开始利用网络。本报记者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个住在居民区中的狗贩子。环形居民楼中间那个不大的方院子里，几十只藏獒挤在一起，掐架和嚎叫。一只新獒刚从玉树贩来，耷拉着脑袋。

　　“它现在还迷糊着呢，不知道谁是主人。”姓姜的狗贩子说，“一年来，我卖掉了从玉树找来的100只藏獒。”每隔几个星期，他就骑上摩托，到高原牧区买两三只藏獒，回后喂养一星期左右，转手卖出。待资金周转过来，再去买新的藏獒，一个月下来，可赚几万元。

　　寻獒之路异常艰辛，最大的障碍是要越过海拔4846米的巴颜喀拉山。那里终年缺氧，山路崎岖，内地人很难适应，因此，在西宁等靠近高原牧区的城市，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职业寻獒人”，并成为将藏獒贩卖到内地的中介。

　　“这一行绝对暴利，”一个狗贩子建议本报记者在北京开家养獒场，“我们给你供货，一年赚几百万没问题。”在西宁，一条好的藏獒最多卖十几万，转卖北京后，价格就可以再翻倍。

　　每年的12月到次年7月，从西宁、兰州、四川及西藏发至北京等省市的藏獒每天可达约400-500只。如此计算，6个月内有近10万只藏獒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更让人震惊的是，一年前，兰州有20多个歹徒持枪闯入某藏獒基地，剪断了电话线，逼迫保安就范，用麻醉弹将3条极品雪獒弄晕后抢走，价值超过100万。

　　都市耗尽王者之风

　　《藏獒》一书的作者杨志军说，“遇到狼群袭击时，藏獒的风格是越碰越坚，越咬越强”，“它也是惟一一种不会妥协的动物，视死如归，即使狮、虎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的注释：“此种番狗大逾印度狗两倍，头大毛长，颇狞猛，其力可敌狮”；“力甚强，足制种种野兽，尤能制大而可畏之野牛”。而在公元1240年，蒙古人横扫欧洲时，3万只藏獒组成的军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杨志军眼里，真正野生的藏獒在其领地里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王者之风。“它卧在帐篷外，即使有陌生人进去，也不动声色，除非你拿走主人的东西。它甚至会察言观色，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揣摩主人和陌生人的关系。”

　　而城市里圈养的藏獒，体形矮小，要么呆头呆脑，神情恍惚，要么对人格外凶猛。“一个自由的王者被关进铁笼子，会变得压抑、焦虑、紧张、恐惧。”杨志军解释说，“长途运输中，藏獒最怕坐汽车，这让它失去了安全感。”

　　“神犬”虽然拥有很高的智商，但它无法理解城市里复杂的关系。它本来只忠诚于第一、第二个主人，可经过狗贩子的多次转手，倒头来却不知道该对谁尽职。而它在草原上具有的异常灵敏的嗅觉和听觉——顺风能闻出十几公里外的主人气味并听到主人的脚步声——也会严重蜕化，因为城市里各种怪异味道的刺激。此外，它到了内地，还会“醉氧”——氧气多了，天气太热，被细菌困扰，这对于习惯了生活在零下40摄氏度、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寒缺氧环境中的它而言，是一种灾难。

　　因为野性和智慧，藏獒成为了宠物，可成为宠物和财富象征的它，却由于没有责任承担，又失去了能力和智慧。“一只从高原到河南的藏獒，过年时听到鞭炮响声，它努力想找出声音从哪里发出，解除危险。但奔来突去找不到，突然停下来，死去了。”杨志军伤感地说。

　　在西宁养殖藏獒多年的刘亚秀也体会到了强者的脆弱——1个月前，他把藏獒带到青岛参加獒展。藏獒感染病毒后，他请护士天天打针，用了700多只注射器，但还是有一半的獒死了。

　　专家估计，贩到内地的藏獒只有40％能存活，这是纯种藏獒逐年减少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无序配种——随着藏獒数量的减少，只好找普通藏狗甚至外来狗杂交。一个狗贩子说，玉树牧区文成公主庙老和尚养的那只藏獒，1万元配一次，排队等都等不上，只好让它每天晚上配三次。有少数狗贩子为了自己的藏獒能卖个好价钱，将幼小的藏獒收来，并残忍地杀掉。

　　中国目前还有多少纯种藏獒？有专家认为不超过300只，杨志军更为悲观地说，“不超过100只。”

　　而致力于藏獒保护和繁育工作的云南地理研究所的张帆发现，即使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找到够资格做种源的藏獒也并非易事。

　　抢救最后的神犬

　　成立于2005年12月的西宁藏獒协会，正试图把民间养殖场和狗贩子都收纳进来，不断地提纯，建立藏獒的基因档案，科学地保护藏獒。“协会中的大户有其他生意做，养藏獒的小户要靠卖藏獒吃饭，大户拿出钱来给他周转，鼓励他从狗贩子转为繁育纯种藏獒的人。”刘随安说。

　　但杨志军认为，即使保留了纯种，藏獒的风骨也只能在青藏高原的凌厉风土中磨砺，而不可能在城市人将其视为宠物后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延续。

　　香港中国探险学会会长黄效文，筹资在云南迪庆建立了藏獒原生态繁育基地，以保护这个物种，并把养育的部分藏獒送回到藏民手中。

　　这同样让杨志军担心——送回去的纯种藏獒是否会再以致富的名义卖到内地？他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建立藏獒保护区，在完全原生态的环境内，让藏民养殖纯种藏獒，恢复高原神犬的本色，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建立纯种的评定标准，有序开发利用藏獒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