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电视中披露和查封红心鸭蛋的报道，不觉放下筷子，叹一声：“现在的人心都黑了！”这种无奈的感叹，城里人不知有多少回了，就像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被硫磺熏制的生姜、被化肥催熟的豆芽一样。在这种时候，我们跟着电视镜头顺便去乡村看一眼那些被苏丹红染红了的饲料桶，却看不到那个乡村真正发生的故事———良心变化的故事。人们消极被动地关心着自己的安全——不要吃这个了！不要吃那个了！而关心不到他人良心的安全。

　　但是，那些遥远的良心，不仅与我们的饮食安全有关，还与农民自己的生存有关；不仅影响城市社会的安定，更加影响乡村的安定。就在上一周，在河北平山县烧埋的“涉红鸭”达5100只。在河北涉红的井陉和平山两县，所有养鸭户的鸭子和鸭蛋，无论是否有问题，全部不得销售。当我在报道中看到“养鸭户在绝望中煎熬”的时候，就感到：说一句“自食其果”的话远不能够使我们心安。因为，如果没有一套关注和珍护乡村良心的干预机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还会周而复始地发生，结果是：城里人会一次次吃下可能危害健康的农产品，而乡村则会周而复始地发生与今天一样的经济损失，可能发生农户破产，乃至更严重的危机。

　　据报道，正是由于一些不法商人以两毛钱的价差高价收“红”蛋，并向农民提供“红药”，才造成了一些乡村的良心侵蚀，酿成“红祸”。而正是这些商人垄断着鸭蛋收购，把守着养鸭户通向市场的关隘，掌握着乡村的经济命脉！显然，那里发生的不仅是一个良心被侵蚀的过程，而且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某一种经济关系对良心的绑架。这样的报道增进了我们对事物和人的了解与理解，使我们可以超越简单的愤怒，认识城乡共同的和各自的安全问题。它提示人们思考：除了事后的查禁焚烧，事前还可以做些什么。

　　乡村中的良心问题已经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不仅是城里人的饮食安全问题，而是乡下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1998年山西省文水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26”假酒案，当时致死22人，事件发生后，不仅文水全县酒业全部停顿，而且竟然使受害农民所在地的朔州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当地经济损失重大。市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过度反应，几乎每一次都殃及无辜，它当然不是公正的，但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对于个体的农民来说，这样的规律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因此，这里就不仅需要农民良心的自我把持，更需要一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在农民中传播和培育通晓市场利害的理性。不能坐视农民的良心被他人绑架，做出不利于人，更不利于己的选择。

　　当然，良心的危机不仅在乡村，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但是，如果说，现在的一些乡村，由于集体经济衰败、青壮劳力流出已经很脆弱了，那么，容易被侵蚀的良心则是乡村更脆弱的一个部位。我想起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的话剧《老妇还乡》：亿万富婆克莱安返回非常贫穷的故乡居伦小城，为了报旧日之恨，以10亿捐款为诱饵把乡亲们拖入杀人的共谋。那样一个良心毒化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每一个观剧者都会感到：那个有钱的老太婆不仅是在报复曾经抛弃他的一个人，而且是在报复小镇上所有的人，因为她直接导致的是每个人良心和整个小镇良心的沦丧，而这，必将导致小镇的衰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检索资料发现，在文水毒酒案6年之后的2003年，在文水县造酒作坊最集中的高车村，有人又在制售假酒。这使我想到，那些当年的假酒所毒害的决不只是外地的农民，而是那一块产生过毒酒的土地。如果有一天，当某个地方被人们偶然提起都会瞿然一惊——“小心有毒！”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生活和未来，不是被彻底败坏了吗？